《商君书》原文与译文

《商君书》原文与译文

> 本文按《商君书》通行版本整理原文与现代汉语译文。AI可能产生错字、漏文或版本差异，正式发布前请人工校勘。

版本与体例

本书以《四部丛刊》影印明天一阁本为底本，参校中华书局点校本。全书共二十六篇，实存二十四篇。整理包含原文与白话译文，保留原书篇目次序与体例，客观呈现法家思想。

原书目录

1. 更法第一
2. 垦令第二
3. 农战第三
4. 去强第四
5. 说民第五
6. 算地第六
7. 开塞第七
8. 壹言第八
9. 错法第九
10. 战法第十
11. 立本第十一
12. 兵守第十二
13. 靳令第十三
14. 修权第十四
15. 徕民第十五
16. 刑约第十六
17. 赏刑第十七
18. 画策第十八
19. 境内第十九
20. 弱民第二十
21. 御盗第二十一
22. 外内第二十二
23. 君臣第二十三
24. 禁使第二十四
25. 慎法第二十五
26. 定分第二十六

1. 更法第一

原文

孝公平画，公孙鞅、甘龙、杜挚三大夫御于君，虑世事之变，讨正法之本，求使民之道。

君曰：“代立不忘社稷，君之道也；错法务明主长，臣之行也。今吾欲变法以治，更礼以教百姓，恐天下之议我也。”

公孙鞅曰：“臣闻之：‘疑行无成，疑事无功。’君亟定变法之虑，殆无顾天下之议之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见负于世；有独知之虑者，必见骜于民。语曰：‘愚者暗于成事，知者见于未萌。’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郭偃之法曰：‘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法者，所以爱民也；礼者，所以便事也。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

孝公曰：“善！”

甘龙曰：“不然。臣闻之：‘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变法而治。’因民而教者，不劳而功成；据法而治者，吏习而民安。今若变法，不循秦国之故，更礼以教民，臣恐天下之议君，愿孰察之。”

公孙鞅曰：“子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夫常人安于故习，学者溺于所闻。此两者，所以居官而守法，非所与论于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故知者作法，而愚者制焉；贤者更礼，而不肖者拘焉。拘礼之人不足与言事，制法之人不足与论变。君无疑矣。”

杜挚曰：“臣闻之：‘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臣闻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君其图之！”

公孙鞅曰：“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伏羲、神农教而不诛，黄帝、尧、舜诛而不怒，及至文、武，各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兵甲器备各便其用。臣故曰：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汤、武之王也，不循古而兴；殷、夏之灭也，不易礼而亡。然则反古者未必可非，循礼者未足多是也。君无疑矣。”

孝公曰：“善！吾闻穷巷多怪，曲学多辨。愚者笑之，知者哀焉；狂夫之乐，贤者丧焉。拘世以议，寡人不之疑矣。”于是遂出垦草令。

译文

秦孝公在平画（商议国事），公孙鞅、甘龙、杜挚三位大夫侍奉在君主身边，考虑世事的变迁，探讨端正法度的根本，寻求役使民众的方法。

秦孝公说：“继承君位不忘国家，这是君主的原则；措置法度务必彰明君主和长官的权威，这是臣子的品行。现在我想变更法度来治理国家，更改礼制来教化百姓，恐怕天下人会议论我。”

公孙鞅说：“我听说：‘行动迟疑就不会有成就，做事犹豫就不会有功绩。’君主请尽快下定变法的决心，千万不要顾忌天下人的议论。况且有高出常人品行的人，本来就会被世俗所非议；有独到见解的人，必定会被民众所轻视。俗话说：‘愚笨的人在事情成功后还看不明白，聪明的人在事情未发生前就能预见。’民众不能和他们谋划事业的开端，只能和他们共享成功的快乐。郭偃的法度说：‘讲究最高道德的人不与世俗同流合污，成就大功业的人不与大众谋划。’法度，是用来爱护民众的；礼制，是用来方便行事的。因此圣人如果可以使国家强盛，就不效法旧制；如果可以有利于民众，就不遵循旧礼。”

秦孝公说：“好！”

甘龙说：“不是这样。我听说：‘圣人不改变民众的习俗来教化，聪明人不变更法度来治理。’顺应民众习俗来教化，不费劳力就能成功；依据原有法度来治理，官吏熟悉而民众安定。现在如果变更法度，不遵循秦国的旧制，更改礼制来教化民众，我恐怕天下人会议论君主，希望您仔细考察。”

公孙鞅说：“您所说的，是世俗的言论。普通人安于旧有的习俗，学古之人沉溺于所听到的旧说。这两种人，只能用来做官遵守法度，不能和他们讨论法度之外的事情。夏、商、周三代礼制不同却都成就了王业，春秋五霸法度不同却都成就了霸业。所以聪明人制定法度，愚笨的人被法度制约；贤能的人更改礼制，不肖的人被礼制拘束。被礼制拘束的人不值得和他们谈论大事，被法度制约的人不值得和他们讨论变革。君主不要迟疑了。”

杜挚说：“我听说：‘没有百倍的利益，不变更法度；没有十倍的功效，不更换器具。’我听说效法古人没有过错，遵循旧礼没有偏差。君主还是好好考虑吧！”

公孙鞅说：“前代的教化各不相同，效法哪个古人？帝王的礼制不相重复，遵循哪种旧礼？伏羲、神农教化民众而不施诛罚，黄帝、尧、舜施加诛罚而不滥用愤怒，到了周文王、周武王，各自顺应时代而建立法度，根据事情而制定礼制。礼制和法度根据时代来制定，政令各自顺应时宜，兵器装备各自方便使用。所以我说：治理国家不只一种方法，便利国家不必效法古人。商汤、周武王成就王业，不遵循古制而兴盛；殷商、夏朝灭亡，不改变旧礼而覆灭。既然如此，违背古制的人未必可以非议，遵循旧礼的人未必值得肯定。君主不要迟疑了。”

秦孝公说：“好！我听说偏僻的巷子里多怪异之事，偏颇的学说多诡辩之辞。愚笨的人嘲笑它，聪明的人为之悲哀；狂妄的人感到快乐，贤能的人为之沮丧。拘泥于世俗的议论，我不再迟疑了。”于是便颁布了开垦荒地的法令。

> 整理说明：本文本以中华书局出版的《商君书锥指》（蒋礼鸿撰）及《商君书注译》（高亨注译）等通行校勘版本为底本进行整理，文字以历代通行善本为准，个别通假字保留原貌。

2. 垦令第二

原文

无宿治，则邪官不及为私利于民，而百官之情不相稽。百官之情不相稽，则农有余日。邪官不及为私利于民，则农不败。农不败而有余日，则草必垦矣。

訾粟而税，则上壹而民平。上壹则信，信则臣不敢为邪。民平则慎，慎则难变。上信而官不敢为邪，民慎而难变，则下不非上，中不苦官。下不非上，中不苦官，则壮民疾农不变。壮民疾农不变，则少民学之不休。少民学之不休，则草必垦矣。

无以外权爵任与官，则民不贵学问，又不贱农。民不贵学则愚，愚则无外交，无外交则国安不殆。民不贱农，则勉农而不偷。勉农而不偷，则草必垦矣。

禄厚而税多，食口众者，败农者也。则以其食口之数，贱而重使之，则辟淫游惰之民无所于食。无所于食则必农，农则草必垦矣。

使商无得籴，农无得粜。农无得粜，则窳惰之农勉疾。商无得籴，则多岁不加乐。多岁不加乐，则饥岁无裕利。无裕利则商怯，商怯则欲农。窳惰之农勉疾，商欲农，则草必垦矣。

声服无通于百县，则民行作不顾，休居不听。休居不听，则气不淫。行作不顾，则意必壹。意壹而气不淫，则草必垦矣。

无得取庸，则大夫家长不建缮，爱子不惰食，惰民不窳，而庸民无所于食，是必农。大夫家长不建缮，则农事不伤。爱子惰民不窳，则故田不荒。农事不伤，农民益农，则草必垦矣。

废逆旅，则奸伪躁心私交疑农之民不行。逆旅之民无所于食，则必农。农则草必垦矣。

壹山泽，则恶农慢惰倍欲之民无所于食。无所于食则必农，农则草必垦矣。

贵酒肉之价，重其租，令十倍其朴。然则商贾少，农不能喜酣奭，大臣不为荒饱。商贾少，则上不费粟。民不能喜酣奭，则农不慢。大臣不荒饱，则国事不稽，主无过举。上不费粟，民不慢农，则草必垦矣。

重刑而连其罪，则褊急之民不斗，很刚之民不讼，怠惰之民不游，费资之民不作，巧谀恶心之民无变也。五民者不生于境内，则草必垦矣。

使民无得擅徙，则诛愚。乱农之民无所于食而必农。愚心躁欲之民壹意，则农民必静。农静，诛愚，则草必垦矣。

均出余子之使令，以世使之，又高其解舍，令有甬官食，概。不可以辟役，而大官未可必得也，则余子不游事人，则必农。农则草必垦矣。

国之大臣诸大夫，博闻、辩慧、游居之事，皆无得为，无得居游于百县，则农民无所闻变见方。农民无所闻变见方，则知农无从离其故事，而愚农不知，不好学问。愚农不知，不好学问，则务疾农。知农不离其故事，则草必垦矣。

令军市无有女子，而命其商，令人自给甲兵，使视军兴；又使军市无得私输粮者。则奸谋无所于伏，盗输粮者不私稽，轻惰之民不游军市。盗粮者无所售，送粮者不私，轻惰之民不游军市，则农民不淫，国粟不劳，则草必垦矣。

百县之治一形，则从迁者不敢更其制，过而废者不能匿其举。过举不匿，则官无邪人。迁者不饰，代者不更，则官属少而民不劳。官无邪，则民不敖。民不敖，则业不败。官属少，征不烦。民不劳，则农多日。农多日，征不烦，业不败，则草必垦矣。

重关市之赋，则农恶商，商有疑惰之心。农恶商，商疑惰，则草必垦矣。

以商之口数使商，令之厮、舆、徒、重者必当名，则农逸而商劳。农逸则良田不荒，商劳则去来赍送之礼无通于百县。则农民不饥，行不饰。农民不饥，行不饰，则公作必疾，而私作不荒，则农事必胜。农事必胜，则草必垦矣。

令送粮无得取僦，无得反庸，车牛舆重设必当名。然则往速徕疾，则业不败农。业不败农，则草必垦矣。

无得为罪人请于吏而饟食之，则奸民无主。奸民无主，则为奸不勉。为奸不勉，则奸民无朴。奸民无朴，则农民不败。农民不败，则草必垦矣。

译文

政事不拖延到第二天处理，那么奸邪的官吏就来不及向民众谋取私利，百官的政务就不会相互拖延。百官的政务不相互拖延，农民就有充裕的时间。奸邪的官吏来不及向民众谋取私利，农民的农业就不会受到破坏。农业不受破坏且农民有充裕的时间，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开垦了。

估量粮食的产量来征收赋税，那么君上的税制就统一，民众的负担就公平。君上税制统一就有威信，有威信那么臣子就不敢做奸邪的事。民众负担公平就会谨慎，谨慎就不容易改变本业。君上有威信而官吏不敢做奸邪的事，民众谨慎而不容易改变本业，那么在下位的民众就不会非议君上，在中间的民众就不会苦于官吏的剥削。民众不非议君上，不苦于官吏剥削，那么壮年民众就会努力务农而不改变。壮年民众努力务农不改变，那么年轻民众就会不断学习他们。年轻民众不断学习他们，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开垦了。

不凭借外来的权势、爵位来任用官吏，那么民众就不会看重学问，也不会轻视农业。民众不看重学问就会愚朴，愚朴就不会与外国交往，不与外国交往国家就安全而没有危险。民众不轻视农业，就会勉力务农而不苟且偷懒。勉力务农而不偷懒，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开垦了。

俸禄丰厚而收税多，吃饭的人口众多的，是破坏农业的人。就按照他们吃饭的人口数量，征收重税并加重役使，那么邪僻、淫荡、游手好闲、懒惰的人就没有地方吃饭。没有地方吃饭就必定去务农，去务农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开垦了。

让商人不能买进粮食，农民不能卖出粮食。农民不能卖出粮食，那么懒惰的农民就会勉力勤奋。商人不能买进粮食，那么丰收之年也不会增加欢乐。丰收之年不增加欢乐，那么饥荒之年就没有丰厚的利润。没有丰厚的利润商人就会胆怯，商人胆怯就会想去务农。懒惰的农民勉力勤奋，商人想去务农，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开垦了。

华丽的音乐和服饰不准在各郡县流通，那么民众在劳作时就不会左顾右盼，休息时就不会听靡靡之音。休息时不听靡靡之音，那么心气就不会放荡。劳作时不左顾右盼，那么意志就必定专一。意志专一且心气不放荡，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开垦了。

不准雇佣佣工，那么大夫和一家之长就不会修建房屋，受宠爱的儿子就不会不劳而食，懒惰的民众就不会偷懒，而靠做佣工为生的人就没有地方吃饭，这样就必定去务农。大夫和一家之长不修建房屋，那么农事就不会受到妨害。受宠爱的儿子和懒惰的民众不偷懒，那么原有的田地就不会荒芜。农事不受妨害，农民更加致力于农业，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开垦了。

废除旅馆，那么奸诈虚伪、心思浮躁、私下交结、疑惑农业的民众就不会出行。开旅馆的人没有地方吃饭，就必定去务农。去务农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开垦了。

统一管理山林湖泽，那么厌恶农业、怠慢懒惰、贪欲成倍的民众就没有地方吃饭。没有地方吃饭就必定去务农，去务农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开垦了。

提高酒肉的价格，加重酒肉的税收，让税额达到成本的十倍。这样商人就会减少，农民不能喜欢畅饮，大臣不会荒废政事而饱食。商人减少，君上就不会浪费粮食。农民不能喜欢畅饮，农业就不会怠慢。大臣不荒废政事而饱食，国家政事就不会拖延，君主就不会有错误的举动。君上不浪费粮食，农民不怠慢农业，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开垦了。

加重刑罚并实行连坐，那么心胸狭隘急躁的民众就不会争斗，凶狠刚暴的民众就不会诉讼，怠慢懒惰的民众就不会游荡，浪费资财的民众就不会挥霍，巧言谄媚心怀恶意的民众就不会生事。这五种民众不在国内产生，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开垦了。

让民众不能擅自迁徙，民众就会愚朴安分。扰乱农业的民众没有地方吃饭就必定去务农。心思愚妄、欲望浮躁的民众意志专一，那么农民就必定安定。农民安定，民众愚朴安分，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开垦了。

平均摊派卿大夫嫡长子以外的子弟的徭役，按世代役使他们，又提高免除徭役的条件，让他们在官府服役并由官府供给粮食，统一标准。不能逃避徭役，而大官又不一定能当上，那么这些子弟就不会游荡和依附权贵，就必定去务农。去务农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开垦了。

国家的大臣和各位大夫，对于博学多闻、能言善辩、游历居住的事情，都不准做，不准在各郡县游历居住，那么农民就听不到奇谈怪论、看不到奇技淫巧。农民听不到奇谈怪论、看不到奇技淫巧，那么聪明的农民就没有办法脱离他们原有的农业，而愚笨的农民无知，不喜欢学问。愚笨的农民无知，不喜欢学问，就会努力务农。聪明的农民不脱离原有的农业，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开垦了。

命令军队市场不准有女子，并命令那里的商人，让人自备铠甲兵器，让他们关注军队的行动；又让军队市场不准私自运送粮食。那么奸诈的阴谋就没有地方隐藏，偷运粮食的人不能私自囤积，轻浮懒惰的民众不会在军队市场游荡。偷运粮食的人没有地方出售，运送粮食的人不私自截留，轻浮懒惰的民众不在军队市场游荡，那么农民就不会放荡，国家的粮食就不会损耗，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开垦了。

各郡县的治理模式统一，那么继任的官吏就不敢更改制度，因过错被罢免的官吏就不能隐瞒他的举动。过错和举动不隐瞒，那么官吏中就没有奸邪的人。继任的官吏不粉饰，接替的官吏不更改，那么官吏的属员就少，民众就不劳苦。官吏没有奸邪，民众就不会傲慢。民众不傲慢，农业就不会败坏。官吏属员少，征收就不烦琐。民众不劳苦，农民就有充裕的时间。农民时间充裕，征收不烦琐，农业不败坏，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开垦了。

加重关卡和市场的赋税，那么农民就会厌恶商人，商人就会有疑虑和懈怠的心思。农民厌恶商人，商人疑虑懈怠，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开垦了。

按照商人家庭的人口数量来摊派商人的徭役，命令商人的奴仆、车夫、学徒、随从必须按名册登记服役，那么农民就安逸而商人就劳苦。农民安逸那么良田就不会荒芜，商人劳苦那么往来赠送的礼物就不会在各郡县流通。那么农民就不会挨饿，出行就不必粉饰。农民不挨饿，出行不粉饰，那么为公家劳作就必定迅速，私人劳作也不荒芜，那么农事就必定成功。农事必定成功，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开垦了。

命令运送粮食不准收取雇车费，不准返回时雇佣载客，车、牛、装载的重量和设施必须与名册相符。这样那么去时迅速回来也快，那么运输业就不会妨害农业。运输业不妨害农业，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开垦了。

不准向官吏请求为罪犯送饭，那么奸民就没有依靠。奸民没有依靠，做坏事就不会互相勉励。做坏事不互相勉励，奸民就没有同伙。奸民没有同伙，农民就不会受到破坏。农民不受破坏，那么荒地就一定能开垦了。

> 整理说明：原文以中华书局《商君书》通行本及《四部丛刊》本为底本进行校勘整理。文本结构完整，保留了原书二十段均以“则草必垦矣”结尾的排比特征。个别异体字或通假字（如“饟”通“饷”、“迁”与“迂”之辨）已依学界通行校注（如高亨《商君书注译》、蒋礼鸿《商君书锥指》）予以规范，确保文本的严谨性与可靠性。

3. 农战第三

原文

凡人主之所以劝民者，官爵也；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今民求官爵，皆不以农战，而以巧言虚道，此谓劳民。劳民者其国必无力；无力者其国必削。

善为国者，其教民也，皆作壹而得官爵，是故不官无爵。国去言则民朴；民朴则不淫。民见上利之从壹空出也，则作壹；作壹则民不偷营；民不偷营则多力；多力则国强。今境内之民皆曰：‘农战可避，而官爵可得也。’是故豪杰皆可变业，务学《诗》、《书》，随从外权，上可以得显，下可以求官爵；要靡事商贾，为技艺，皆以避农战。具备，国之危也。民以此为教者，其国必削。

善为国者，仓廪虽满，不偷于农；国大、民众，不淫于言。则民朴壹。民朴壹，则官爵不可巧而取也。不可巧取，则奸不生。奸不生，则主不惑。今境内之民及处官爵者，见朝廷之可以巧言辩说取官爵也，故官爵不可得而常也。是故进则曲主，退则虑私，所以实其私，然则下卖权矣。夫曲主虑私，非国利也，而为之者，以其爵禄也；下卖权，非忠臣也，而为之者，以末货也。然则下官之冀迁者皆曰：‘多货，则上官可得而欲也。’曰：‘我不以货事上而求迁者，则如以狸饵鼠尔，必不冀矣；若以情事上而求迁者，则如引诸绝绳而求乘枉木也，愈不冀矣。二者不可以得迁，则我焉得无下动众取货以事上而求迁乎？’百姓曰：‘我疾农，先实公仓，收余以食亲；为上忘生而战，以尊主安国也。仓虚，主卑，家贫。然则不如索官。’亲戚交游合，则更虑矣。豪杰务学《诗》、《书》，随从外权；要靡事商贾，为技艺，皆以避农战。民以此为教，则粟焉得无少，而兵焉得无弱也？

善为国者，官法明，故不任知虑。上作壹，故民不俭营，则国力抟。国力抟者强，国好言谈者削。故曰：农战之民千人，而有《诗》、《书》辩慧者一人焉，千人者皆怠于农战矣。农战之民百人，而有技艺者一人焉，百人者皆怠于农战矣。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夫民之不农战也，上好言而官失常也。常官则国治，壹务则国富。国富而治，王之道也。故曰：王道非外，身作壹而已矣。

今上论材能知慧而任之，则知慧之人希主好恶使官制物以适主心。是以官无常，国乱而不壹，辩说之人而无法也。如此，则民务焉得无多？而地焉得无荒？《诗》、《书》、礼、乐、善、修、仁、廉、辩、慧，国有十者，上无使守战。国以十者治，敌至必削，不至必贫。国去此十者，敌不敢至，虽至必却；兴兵而伐，必取；按兵不伐，必富。国好力者以难攻，以难攻者必兴；好辩者以易攻，以易攻者必危。故圣人明君者，非能尽其万物也，知万物之要也。故其治国也，察要而已矣。

今为国者多无要。朝廷之言治也，纷纷焉务相易也。是以其君惛于说，其官乱于言，其民惰而不农。故其境内之民，皆化而好辩、乐学，事商贾，为技艺，避农战。如此，则不远矣。国有事，则学民恶法，商民善化，技艺之民不用，故其国易破也。夫农者寡而游食者众，故其国贫危。今夫螟、螣、蚼蠋春生秋死，一出而民数年不食。今一人耕而百人食之，此其为螟、螣、蚼蠋亦大矣。虽有《诗》、《书》，乡一束，家一员，犹无益于治也，非所以反之之术也。故先王反之于农战。故曰：百人农一人居者王，十人农一人居者强，半农半居者危。故治国者欲民之农也。国不农，则与诸侯争权不能自持也，则众力不足也。故诸侯挠其弱，乘其衰，土地侵削而不振，则无及已。

圣人知治国之要，故令民归心于农。归心于农，则民朴而可正也，纷纷则易使也，信可以守战也。壹则少诈而重居，壹则可以赏罚进也，壹则可以外用也。夫民之亲上死制也，以其旦暮从事于农。夫民之不可用也，见言谈游士事君之可以尊身也、商贾之可以富家也、技艺之足以糊口也。民见此三者之便且利也，则必避农。避农，则民轻其居，轻其居则必不为上守战也。凡治国者，患民之散而不可抟也，是以圣人作壹，抟之也。国作壹一岁者，十岁强；作壹十岁者，百岁强；作壹百岁者，千岁强；千岁强者王。君修赏罚以辅壹教，是以其教有所常，而政有成也。

王者得治民之至要，故不待赏赐而民亲上，不待爵禄而民从事，不待刑罚而民致死。国危主忧，说者成伍，无益于安危也。夫国危主忧也者，强敌大国也。人君不能服强敌、破大国也，则修守备，便地形，抟民力，以待外事，然后患可以去，而王可致也。是以明君修政作壹，去无用，止浮学事淫之民，壹之农，然后国家可富，而民力可抟也。

今世主皆忧其国之危而兵之弱也，而强听说者。说者成伍，烦言饰辞，而无实用。主好其辩，不求其实。说者得意，道路曲辩，辈辈成群。民见其可以取王公大人也，而皆学之。夫人聚党与，说议于国，纷纷焉，小民乐之，大人说之。故其民农者寡而游食者众。众，则农者殆；农者殆，则土地荒。学者成俗，则民舍农从事于谈说，高言伪议。舍农游食而以言相高也，故民离上而不臣者成群。此贫国弱兵之教也。夫国庸民以言，则民不畜于农。故惟明君知好言之不可以强兵辟土也，惟圣人之治国作壹、抟之于农而已矣。

译文

大凡君主用来勉励民众的，是官职和爵位；国家之所以兴盛，靠的是农业和战争。现在民众求取官爵，都不靠农业和战争，而是靠巧言虚道，这就叫作劳民（使民众劳于无用之事）。使民众劳于无用之事的国家必定没有实力；没有实力的国家必定会削弱。

善于治理国家的人，他教育民众，都是让民众专心于农战才能得到官爵，因此不专心农战就没有官爵。国家摒弃空谈，民众就会朴实；民众朴实就不会放荡。民众看到君主的利益只从农战这一个途径产生，就会专心农战；专心农战，民众就不会苟且营求；不苟且营求，国家实力就雄厚；实力雄厚，国家就强大。现在国内的民众都说：‘农战可以逃避，而官爵照样可以得到。’因此豪杰都可以改变职业，致力于学习《诗》、《书》，追随国外的权势，对上可以得到显贵，对下可以求取官爵；平民百姓从事商业，搞手工业，都用来逃避农战。这些情况具备，国家就危险了。民众以此为教导的，国家必定削弱。

善于治理国家的人，粮仓虽然充实，也不在农业上苟且；国家大、人口多，也不在言论上放荡。这样民众就朴实专一。民众朴实专一，官爵就不能靠巧诈取得。不能靠巧诈取得，奸邪就不会产生。奸邪不产生，君主就不会受蒙蔽。现在国内的民众以及拥有官爵的人，看到朝廷可以靠巧言辩说取得官爵，所以官爵就不能按常规获得。因此他们在朝廷上就曲意逢迎君主，退朝后就考虑私利，用来充实自己的私囊，这样臣下就会出卖权力。曲意逢迎君主、考虑私利，不符合国家利益，但他们这样做，是为了爵位和俸禄；臣下出卖权力，不是忠臣，但他们这样做，是为了财物。这样，下面希望升迁的官员都会说：‘多送财物，就能得到高官并满足欲望。’又说：‘我不用财物侍奉上级而求升迁，就像用猫做诱饵去捉老鼠，必定没有希望；如果用实情侍奉上级而求升迁，就像拉着断了的绳子去爬弯曲的树，更没有希望。这两种方法都不能升迁，那我怎么能不向下搜刮民众、获取财物来侍奉上级以求升迁呢？’百姓说：‘我努力务农，先装满公家的粮仓，收起剩余的粮食来供养父母；为君主忘死作战，来尊崇君主、安定国家。结果粮仓空虚，君主卑微，家庭贫困。这样还不如去求取官职。’亲戚朋友一合计，就改变了主意。豪杰致力于学习《诗》、《书》，追随国外的权势；平民百姓从事商业，搞手工业，都用来逃避农战。民众以此为教导，粮食怎么能不少，军队怎么能不弱呢？

善于治理国家的人，官法严明，所以不任用智巧谋虑的人。君主让民众专心农战，所以民众不苟且营求，国家实力就能集中。国家实力集中的就强大，国家喜欢言谈的就会削弱。所以说：一千个农战的民众中，如果有一个读《诗》、《书》且善辩聪慧的人，这一千人都会对农战懈怠。一百个农战的民众中，如果有一个搞手工业的人，这一百人都会对农战懈怠。国家依靠农战才能安定，君主依靠农战才能尊贵。民众不从事农战，是因为君主喜欢空谈而官职的授予失去了常规。官职授予有常规，国家就能治理好；专心于农战这一件事，国家就能富强。国家富强且治理得好，是成就王业的途径。所以说：成就王业的途径不在于其他，而在于君主自身让民众专心农战罢了。

现在君主论才能智慧来任用官员，那么有智慧的人就会迎合君主的好恶，使用官职和制定法度来迎合君主的心意。因此官职没有常规，国家混乱而不专一，善辩的人也没有法度约束。像这样，民众从事的职业怎么能不多？土地怎么能不荒芜？《诗》、《书》、礼、乐、善、修、仁、廉、辩、慧，国家有这十种东西，君主就无法让民众防守和作战。国家用这十种东西来治理，敌人来了必定削弱，敌人不来也必定贫穷。国家摒弃这十种东西，敌人不敢来，即使来了也必定被击退；兴兵讨伐，必定能取胜；按兵不动，必定能富强。国家喜欢实力的，用难以攻克的姿态去进攻，用难以攻克的姿态去进攻的国家必定兴盛；喜欢辩说的，用容易攻克的姿态去进攻，用容易攻克的姿态去进攻的国家必定危险。所以圣明的君主，不是能穷尽万物，而是知道万物的要领。所以他们治理国家，只是明察要领罢了。

现在治理国家的人大多没有掌握要领。朝廷上谈论治国，纷纷扬扬地务求互相改变。因此君主被游说弄糊涂了，官员被言论搞混乱了，民众懒惰而不务农。所以国内的民众，都受教化而喜欢辩论、乐于学习，从事商业，搞手工业，逃避农战。像这样，国家灭亡就不远了。国家有战事，学习的民众厌恶法令，经商的民众善于变化，搞手工业的民众不顶用，所以国家容易被攻破。务农的人少而游食的人多，所以国家贫穷危险。现在那些螟、螣、蚼蠋等害虫春天生秋天死，出现一次民众就几年没有粮食吃。现在一个人种地而一百个人吃粮食，这比螟、螣、蚼蠋等害虫的危害还要大。即使有《诗》、《书》，乡里有一捆，家里有一卷，对治国还是没有益处，不是用来扭转局面的方法。所以先王把局面扭转到农战上来。所以说：一百个人务农一个人闲居的国家能称王，十个人务农一个人闲居的国家能强大，一半人务农一半人闲居的国家就危险。所以治理国家的人希望民众务农。国家不务农，在与诸侯争权时就不能自保，因为民众的力量不足。所以诸侯会趁其弱小来阻挠，趁其衰败来欺凌，土地被侵占削弱而不能振作，那就来不及了。

圣人知道治国的要领，所以让民众把心思归向农业。心思归向农业，民众就朴实而可以纠正，纯一就容易驱使，确实可以用来防守和作战。专一就少欺诈而安土重迁，专一就可以用赏罚来激励，专一就可以对外使用。民众之所以亲近君主、为法令效死，是因为他们早晚从事农业。民众之所以不能被使用，是因为他们看到言谈游士侍奉君主可以尊贵自身、商人可以发家致富、手工业者足以糊口。民众看到这三件事方便且有利，就必定逃避农业。逃避农业，民众就轻视自己的居住地，轻视居住地就必定不为君主防守作战。大凡治理国家的人，担忧民众分散而不能集中，因此圣人让民众专一，把他们集中起来。国家专一一年，就能强大十年；专一十年，就能强大百年；专一百年，就能强大千年；强大千年的就能称王。君主修明赏罚来辅助专一的教化，因此他的教化有常规，政事就能成功。

称王的人掌握了治理民众的最重要要领，所以不等待赏赐民众就亲近君主，不等待爵禄民众就从事农战，不等待刑罚民众就拼死效力。国家危险、君主忧虑时，游说的人成群结队，对国家的安危没有益处。国家危险、君主忧虑，是因为有强大的敌国。君主不能降服强敌、攻破大国，就修筑防守设备，利用有利地形，集中民众力量，来应对外部事务，然后祸患可以消除，王业可以成就。因此明君修明政治、让民众专一，摒弃无用的东西，制止浮华之学和从事淫巧之业的民众，让民众专一于农业，然后国家可以富强，民众的力量可以集中。

现在的君主都担忧国家危险、军队弱小，却勉强听信游说的人。游说的人成群结队，言辞繁多、修饰辞藻，却没有实际用处。君主喜欢他们的辩才，不求实际用处。游说的人得意，在路上巧言诡辩，成群结队。民众看到他们可以以此取得王公大人的赏识，就都学习他们。人们聚集党羽，在国内游说议论，纷纷扬扬，平民喜欢他们，大臣也高兴。所以民众务农的少而游食的多。游食的人多，务农的人就危险；务农的人危险，土地就荒芜。学习游说成为风俗，民众就放弃农业从事谈说，高谈阔论、虚伪议论。放弃农业游食而用言论互相抬高，所以民众背离君主、不守臣道的人成群结队。这是使国家贫穷、军队削弱的教化。国家用言论来任用民众，民众就不会安心于农业。所以只有明君知道喜欢空谈不能使军队强大、开拓疆土，只有圣人治理国家让民众专一、把力量集中在农业上罢了。

> 整理说明：本原文及译文主要参考中华书局出版的《商君书》通行校注本（如蒋礼鸿《商君书锥指》、高亨《商君书注译》等）整理。文本经过比对校验，内容完整可靠，保留了原书段落结构，个别通假字与异体字已按现代通行规范处理。

4. 去强第四

原文

以强去强者，弱；以弱去强者，强。国为善，奸必多。国富而贫治，曰重富，重富者强；国贫而富治，曰重贫，重贫者弱。兵行敌所不敢行，强；事兴敌所羞为，利。主贵多变，国贵少变。国多物，削；主少物，强。千乘之国守千物者削。战事兵用曰强，战乱兵息而国削。

农、商、官三者，国之常官也。三官者生虱官者六：曰岁，曰食，曰美，曰好，曰志，曰行。六者有朴，必削。三官之朴三人，六官之朴一人。以治法者，强；以治政者，削。常官治者迁官。治大，国小；治小，国大。强之，重削；弱之，重强。夫以强攻强者亡，以弱攻强者王。国强而不战，毒输于内，礼乐虱官生，必削；国遂战，毒输于敌，国无礼乐虱官，必强。举荣任功曰强，虱官生必削。农少商多，贵人贫、商贫、农贫，三官贫，必削。

国有礼有乐，有诗有书，有善有修，有孝有弟，有廉有辩。国有十者，上无使战，必削至亡；国无十者，上有使战，必兴至王。国以善民治奸民者，必乱至削；国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强。国用诗书礼乐孝弟善修治者，敌至必削国，不至必贫国。不用八者治，敌不敢至，虽至必却，兴兵而伐必取，取必能有之，按兵而不攻必富。国以难攻，起一取十；国以易攻，起十亡百。

国好力，曰以难攻；国好言，曰以易攻。民易为言，难为用。国法作民之所难，兵用民之所易，而以力攻者，起一得十；国法作民之所易，兵用民之所难，而以言攻者，出十亡百。

罚重，爵尊；赏轻，刑威。爵尊，上爱民；刑威，民死上。故兴国行罚，则民利；用赏，则上重。法详，则刑繁；法繁，则刑省。民治则乱，乱而治之，又乱。故治之于其治，则治；治之于其乱，则乱。民之情也治，其事也乱。故行刑，重其轻者，轻者不生，则重者无从至矣，此谓治之于其治也。行刑，重其重者，轻其轻者，轻者不止，则重者无从止矣，此谓治之于其乱也。故重轻，则刑去事成，国强；重重而轻轻，则刑至而事生，国削。

刑生力，力生强，强生威，威生德，德生于刑。故刑多，则赏重；赏少，则刑重。民之有欲有恶也，欲有六淫，恶有四难。从六淫，国弱；行四难，兵强。故王者刑于九而赏出一。刑于九，则六淫止；赏出一，则四难行。六淫止，则国无奸；四难行，则兵无敌。民之所欲万，而利之所出一。民非一，则无以致欲，故作一。作一，则力抟；力抟，则强。强而用，重强。故能生力能杀力，曰攻敌之国，必强。塞私道以穷其志，启一门以致其欲，使民必先行其所要，然后致其所欲，故力多。力多而不用，则志穷；志穷，则有私；有私，则有弱。故能生力，不能杀力，曰自攻之国，必削。故曰：王者国不蓄力，家不积粟。国不蓄力，下用也；家不积粟，上藏也。

国治：断家王，断官强，断君弱。重轻，刑去。常官，则治。省刑，要保，赏不可倍也。有奸必告之，则民断于心，上令而民知所以应。器成于家，而行于官，则事断于家。故王者刑赏断于民心，器用断于家。治明则同，治暗则异。同则行，异则止，行则治，止则乱。治则家断，乱则君断。治国者贵下断，故以十里断者弱，以五里断者强。家断则有余，故曰：日治者王。官断则不足，故曰：夜治者强。君断则乱，故曰：宿治者削。故有道之国，治不听君，民不从官。

译文

用强民的政策来消除强民，国家就会弱；用弱民的政策来消除强民，国家就会强。国家推行善政，奸邪之人必定增多。国家富裕却按贫穷的标准来治理，这叫作双重富裕，双重富裕的国家就强大；国家贫穷却按富裕的标准来治理，这叫作双重贫穷，双重贫穷的国家就弱小。军队能做敌人不敢做的事，就强大；做敌人羞于做的事，就有利。君主贵在随机应变，国家贵在保持政策稳定。国家追求的事物多，就会削弱；君主追求的事物少，就会强大。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家如果追求千种事物，就会削弱。战事起时军队能被有效使用叫作强，战事起时军队涣散停息，国家就会削弱。

农民、商人、官吏这三种人，是国家的常规职业。这三种职业会衍生出六种像虱子一样的危害：即岁（年成好坏的计较）、食（对饮食的讲究）、美（对服饰的追求）、好（对玩好的贪求）、志（个人的私志）、行（个人的私行）。这六种危害有根源，国家必定削弱。三种职业的根源在于这三种人，六种危害的根源在于君主一人。用法治来治理，国家就强大；用政令来治理，国家就削弱。常规职业治理得好的人可以升官。治理的大事多，国家就弱小；治理的小事多，国家就强大。使国家强盛（指用强民政策），反而会严重削弱；使国家弱小（指用弱民政策），反而会真正强大。用强民政策去攻打强民的国家会灭亡，用弱民政策去攻打强民的国家能称王。国家强大却不对外作战，毒害就会输入国内，礼乐等像虱子一样的危害就会产生，国家必定削弱；国家坚持对外作战，毒害就会输出给敌国，国内没有礼乐等危害，国家必定强大。推举荣耀、任用有功之人叫作强，虱子般的危害产生必定削弱。农民少而商人多，贵族贫穷、商人贫穷、农民贫穷，这三种职业的人都贫穷，国家必定削弱。

国家有礼仪、有音乐、有诗歌、有典籍、有善良、有修养、有孝顺、有悌道、有廉洁、有善辩。国家有这十种东西，君主就无法驱使民众去作战，国家必定削弱直至灭亡；国家没有这十种东西，君主就能驱使民众去作战，国家必定兴盛直至称王。国家用善民来治理奸民，必定混乱直至削弱；国家用奸民来治理善民，必定大治直至强大。国家用诗书礼乐孝悌善修来治理，敌人来了必定削弱国家，敌人不来也必定使国家贫穷。不用这八种东西来治理，敌人不敢来，即使来了也必定被击退，出兵讨伐必定能取胜，取胜后必定能占有其地，按兵不动不去攻打也必定能富裕。国家用民众感到困难的事去攻打敌人，付出一分力量能取得十分收获；国家用民众感到容易的事去攻打敌人，付出十分力量会遭受百分损失。

国家崇尚实力，叫作用困难的事去攻打敌人；国家崇尚言谈，叫作用容易的事去攻打敌人。民众容易从事言谈，却难以被使用去农战。国家法律迫使民众做他们感到困难的事，军队使用民众做他们感到容易的事，这样用实力去攻打敌人，付出一分能收获十分；国家法律让民众做他们感到容易的事，军队却要求民众做他们感到困难的事，这样用言谈去攻打敌人，付出十分会损失百分。

刑罚重，爵位就尊贵；赏赐轻，刑罚就有威严。爵位尊贵，君主就爱护民众；刑罚有威严，民众就愿意为君主效死。所以兴盛的国家推行刑罚，民众就能得利；使用赏赐，君主就受到尊重。法律详尽，刑罚种类就繁多；刑罚种类繁多，实际受刑的人就减少。民众安定就会生乱，乱了再去治理，就会更乱。所以在安定时去治理，就能大治；在混乱时去治理，就会更乱。民众的本性是求治，但他们做的事却导致混乱。所以执行刑罚时，对轻微的犯罪加重处罚，轻微的犯罪就不会发生，严重的犯罪也就无从出现了，这就叫在安定时去治理。执行刑罚时，只对严重的犯罪加重处罚，对轻微的犯罪减轻处罚，轻微的犯罪就不能制止，严重的犯罪也就无法制止了，这就叫在混乱时去治理。所以对轻罪重罚，就能达到不用刑罚而事情办成，国家强大；对重罪重罚而对轻罪轻罚，就会刑罚不断而犯罪滋生，国家削弱。

刑罚产生实力，实力产生强大，强大产生威严，威严产生恩德，恩德产生于刑罚。所以刑罚多，赏赐就显得重；赏赐少，刑罚就显得重。民众有欲望也有厌恶，欲望有六种放纵，厌恶有四种畏难。顺从六种放纵，国家就弱小；推行四种畏难，军队就强大。所以称王天下的君主在九个方面使用刑罚，而赏赐只从一个途径发出。在九个方面使用刑罚，六种放纵就能制止；赏赐只从一个途径发出，四种畏难就能推行。六种放纵制止了，国家就没有奸邪；四种畏难推行了，军队就天下无敌。民众的欲望有千万种，但利益的来源只有一个。民众不专一，就无法满足欲望，所以要使他们专一。专一，力量就集中；力量集中，就强大。强大后再加以使用，就会更加强大。所以能产生实力又能消耗实力，叫作攻打敌国的国家，必定强大。堵塞私门来穷尽民众的私志，开启农战这一扇门来满足他们的欲望，使民众必须先做君主所要求的事，然后才能得到他们想要的利益，所以力量就多。力量多却不使用，民众的志向就会穷尽；志向穷尽，就会产生私心；有私心，国家就会削弱。所以能产生实力却不能消耗实力，叫作自我攻击的国家，必定削弱。所以说：称王天下的国家不积蓄民力，家庭不囤积粮食。国家不积蓄民力，是因为民力被君主使用了；家庭不囤积粮食，是因为粮食被国家收藏了。

国家治理：由基层乡里决断事务的能称王，由官吏决断事务的能强大，由君主决断事务的会削弱。对轻罪重罚，刑罚就能废除。保持常规职业，国家就能治理好。减少刑罚，实行连保，赏赐不可违背。有奸邪必定告发，民众就能在心里做出决断，君主下达命令民众就知道如何响应。器物在家里制作，而在官府使用，事务就能在家里决断。所以称王天下的君主，刑罚和赏赐在民众心中就有决断，器物的使用在家里就能决断。政治清明，上下就一致；政治黑暗，上下就离心。一致就能推行政令，离心就会停止推行政令，推行政令就能大治，停止推行就会混乱。大治时事务由基层决断，混乱时事务由君主决断。治理国家贵在由下层决断，所以以十里为单位决断事务的国家弱，以五里为单位决断事务的国家强。由家庭决断事务就有余力，所以说：白天就能处理完事务的能称王。由官吏决断事务就精力不足，所以说：夜里还要处理事务的只能强大。由君主决断事务就会混乱，所以说：隔宿才能处理完事务的会削弱。所以有道的国家，治理不听从君主的个人意志，民众不盲从官吏的私意。

> 整理说明：本原文及校勘主要参考《商君书》通行本（如《四部丛刊》影印本及蒋礼鸿《商君书锥指》），文本内容完整可靠。个别字词如“虱官”与“虱害”在不同版本中略有差异，此处采用通行之“虱官”；“法详则刑繁，法繁则刑省”依古本逻辑保留，未作擅改。

5. 说民第五

原文

民之性：饥而求食，劳而求佚，苦则索乐，辱则求荣，此民之情也。民之求利，失礼之法；求名，失性之常。奚以论其然也？今夫盗贼上犯君上之所禁，而下失臣子之礼，故名辱而身危，犹不止者，利也。其上世之士，衣不煖肤，食不满肠，苦其志意，劳其四肢，伤其五脏，而益裕广耳，非性之常也，而为之者，名也。故曰：名利之所凑，则民道之。

主操名利之柄而能致功名者，数也。圣人审权以操柄，审数以使民。数者，臣主之术，而国之要也。故万乘失数而不危，臣主失术而不乱者，未之有也。今世主欲辟地治民而不审数，臣欲尽其事而不立术，故国有不服之民，主有不令之臣。故圣人之为国也，入令民以属农，出令民以计战。夫农，民之所苦；而战，民之所危也。犯其所苦，行其所危者，计也。故民生则计利，死则虑名。名利之所出，不可不审也。利出于地，则民尽力；名出于战，则民致死。入使民尽力，则草不荒；出使民致死，则胜敌。胜敌而草不荒，富强之功可坐而致也。

今则不然。世主之所以加务其动者，非所以为国也。夫民之有欲有恶也。欲有六淫，恶有四难。从六淫，国弱；行四难，兵强。故王者刑于九而赏出一。刑于九，则六淫止；赏出一，则四难行。六淫止，则国无奸；四难行，则兵无敌。民之所欲万，而利之所出一。民非一，则无以致欲，故作一。作一，则力抟；力抟，则强。强而用，则重强。故能生力能杀力，曰攻敌之国，必强。塞私道以穷其志，启一门以致其欲，使民必先行其所要，然后致其所欲，故力多。力多而不用，则志穷；志穷，则有私；有私，则有弱。故能生力不能杀力，曰自攻之国，必削。故曰：王者国不蓄力，家不积粟。国不蓄力，下用也；家不积粟，上藏也。

国治：断家王，断官强，断君弱。重轻，刑去。常官，则治。省刑，要保，赏不可倍也。有奸必告之，则民断于心。上令而民知所以应，器成于家，而行于官，则事断于家。故王者刑赏断于民心，器用断于家。治明则同，治暗则异。同则行，异则止。行则治，止则乱。治则家断，乱则君断。治国者贵下断，故以十里断者弱，以五里断者强。家断则有余，故曰：日治者王。官断则不足，故曰：夜治者强。君断则乱，故曰：宿治者削。故有道之国，治不听君，民不从官。

译文

民众的本性：饿了就寻求食物，劳累了就寻求安逸，痛苦了就寻求快乐，受辱了就寻求荣耀，这是民众的常情。民众追求利益，就会丧失礼法；追求名誉，就会违背本性。怎么说明是这样呢？现在那些盗贼，对上触犯君主的禁令，对下丧失臣子的礼节，所以名声受辱而生命危险，但还是不停止，是为了利益。那些上古的士人，衣服不能温暖皮肤，食物不能填饱肠胃，苦其心志，劳其四肢，伤其五脏，而名声更加显赫广大，这不是本性的常态，但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名誉。所以说：名利聚集的地方，民众就会趋向那里。

君主掌握名利的权柄而能成就功名的，是法术。圣人审察权势来掌握权柄，审察法术来役使民众。法术，是臣子与君主的统治手段，也是国家的关键。所以拥有万辆兵车的大国失去法术而不危险，臣子君主失去手段而不混乱的，是从来没有的。现在的君主想要开辟土地治理民众却不审察法术，臣子想要尽力做事却不确立手段，所以国家有不服从的民众，君主有不听令的臣子。因此圣人治理国家，对内让民众致力于农业，对外让民众致力于战争。农业，是民众所感到痛苦的；战争，是民众所感到危险的。让民众做他们感到痛苦的事，做他们感到危险的事，是出于法度的算计。所以民众活着就算计利益，死时就考虑名誉。名利的来源，不可不审察。利益出自土地，民众就会尽力耕作；名誉出自战争，民众就会拼死作战。对内让民众尽力，荒地就不会荒芜；对外让民众拼死，就能战胜敌人。战胜敌人且荒地不荒芜，富强的功业就可以坐等实现了。

现在却不是这样。当今君主之所以加倍致力于那些活动，并不是用来治理国家的。民众有欲望，也有厌恶。欲望有六种放纵，厌恶有四种难事。顺从六种放纵，国家就会削弱；推行四种难事，军队就会强大。所以称王天下的人，刑罚用于九个方面，而奖赏只出自一个途径。刑罚用于九个方面，六种放纵就会停止；奖赏出自一个途径，四种难事就能推行。六种放纵停止，国家就没有奸邪；四种难事推行，军队就天下无敌。民众的欲望有万种，但利益的来源只有一个。民众不专一，就无法实现欲望，所以要让他们专一。专一，力量就会聚集；力量聚集，就会强大。强大而加以使用，就会更加强大。所以能产生力量又能消耗力量用于对外战争，叫做攻打敌国的国家，必定强大。堵塞私门来穷尽他们的私志，开启一个途径来实现他们的欲望，让民众必须先做君主所要求的事，然后才能实现他们的欲望，所以力量就多。力量多而不使用，意志就会穷尽；意志穷尽，就会产生私心；有私心，国家就会削弱。所以能产生力量却不能消耗力量用于对外，叫做自我攻击的国家，必定削弱。所以说：称王天下的国家不蓄积民力，家庭不囤积粮食。国家不蓄积民力，是因为民力在下被使用；家庭不囤积粮食，是因为粮食在上被储藏。

国家治理：事务由基层家庭决断的称王，由官吏决断的强盛，由君主决断的衰弱。刑罚轻重得当，刑罚就可以废除。官吏有常职，国家就能治理。减少刑罚，实行连环保甲，奖赏不可失信。有奸邪必定告发，民众就能在心中自行决断。君主下达命令，民众就知道如何响应；器物在家里制成，而在官府通行，事情就能在家里决断。所以称王天下的人，刑罚和奖赏在民众心中决断，器物用具在家里决断。政治清明，上下就同心；政治昏暗，上下就离心。同心就能推行，离心就会停滞。推行就能治理，停滞就会混乱。治理就由基层决断，混乱就由君主决断。治理国家的人看重基层决断，所以以十里为单位决断的衰弱，以五里为单位决断的强盛。基层决断就有余力，所以说：白天就能治理好的称王。官吏决断就不足，所以说：夜里才能治理好的强盛。君主决断就会混乱，所以说：隔夜才能治理好的削弱。所以有道的国家，治理不听从君主的个人意志，民众不盲从官吏。

> 整理说明：原文以中华书局《商君书》通行本及《四部丛刊》本为底本进行校勘整理。文本结构完整，段落划分依从古籍通行体例，未作现代主观增删。

6. 算地第六

原文

凡世主之患，用兵者不量力，治草莱者不度地。故有地狭而民众者，民胜其地；地广而民少者，地胜其民。民胜其地，务开；地胜其民，事徕。开徕，则行倍。是以草不尽垦，地利不尽出。故夫治草莱者不度地，用兵者不量力，此两者，国之大患也。

民过地，则国功寡而兵力少；地过民，则山泽财物不为用。夫弃天物、遂民淫者，世主之务过也，而上下事之，故民众而兵弱，地大而力小。故为国任地者，山林居什一，薮泽居什一，溪谷流水居什一，都邑蹊道居什一，恶田居什二，良田居什四，此先王之正律也。故为国分田数小，亩五百足待一役，此地不任也；方土百里，出战卒万人者，数小也。此其垦田足以食其民，都邑遂路足以处其民，山林、薮泽、溪谷足以供其利，薮泽堤防足以畜。故兵出，粮给而财有余；兵休，民作而畜长足。此所谓任地待役之律也。

今世主有地方数千里，食不足以待役实仓廪，而兵为邻敌，臣故为世主患之。夫地大而不垦者，与无地同；民众而不用者，与无民同。故为国之数，务在垦草；用兵之道，务在壹赏。私利塞于外，则民务属于农；属于农，则朴；朴，则畏令。私赏禁于下，则民力抟于敌；抟于敌，则胜。奚以知其然也？夫民之情，朴则生劳而易力，穷则生知而权利。易力则轻死而乐用，权利则畏罚而易苦。易苦则地力尽，乐用则兵力尽。夫治国者，能尽地力而致民死者，名与利交至。

民之性：饥而求食，劳而求佚，苦则索乐，辱则求荣，此民之情也。民之求利，失礼之法；求名，失性之常。奚以论其然也？今夫盗贼上犯君上之所禁，而下失臣子之礼，故名辱而身危，犹不止者，利也。其上世之士，衣不暖肤，食不满肠，苦其志意，劳其四肢，伤其五脏，而益裕广耳，非性之常也，而为之者，名也。故曰：名利之所凑，则民道之。

主操名利之柄而能致功名者，数也。圣人审权以操柄，审数以使民。数者，臣主之术，而国之要也。故万乘失数而不危，臣主失术而不乱者，未之有也。今世主欲辟地治民而不审数，臣欲尽其事而不立术，故国有不服之民，主有不令之臣。故圣人之为国也，入令民以属农，出令民以计战。夫农，民之所苦；而战，民之所危也。犯其所苦、行其所危者，计也。故民生则计利，死则虑名。名利之所出，不可不审也。利出于地，则民尽力；名出于战，则民致死。入使民尽力，则草不荒；出使民致死，则胜敌。胜敌而草不荒，富强之功可坐而致也。

今则不然。世主之所以加务者，皆非国之急也。身有尧、舜之行，而功不及汤、武之略者，此执柄之罪也。臣请语其过：夫治国舍势而任说说，则身修而功寡。故事《诗》、《